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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法院文艺 | 管子的经济思想和法治思想

                来源: 作者:郝洪涛 责任编辑:李瑞 发布时间:2020/4/3 14:44:04 阅读次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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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管子的经济思想和法治思想


                郝洪涛


                管子(公元前726-645年),名夷吾,字仲,齐国人。春秋时代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改革家、经济学家、法家前驱。齐桓公元年,管仲任齐相。任内大兴改革,富国强兵,助齐称霸。孔子云:“桓公九合诸侯,不以兵车,管仲之力也。” “管仲相桓公,霸诸侯,一匡天下,民到于今受其赐。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 司马迁说:“管仲既用,任政于齐,齐桓公以霸,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,管仲之谋也。”(《史记·管晏列传第二》) 有《管子》一书传世。《管子》今存76篇,内容丰富,是研究先秦文化的重要典籍。现就其经济思想和法治思想进行初步探讨。


                一、经济思想


                管子是先秦诸子中少有的经济学家。他的经济思想完善、卓越,既有理论性,又有实践性,也有前瞻性。


                (一)富国富民


                管子既主张富国,又主张富民,而且强调国富与民富的统一。

                “凡有地牧民者,务在四时,守在仓廪。国多财则远者来,地辟(开辟)举则民留处。仓廪实则知礼节,衣食足则知荣辱。”(《牧民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凡治国之道,必先富民。民富则易治也,民贫则难治也。” “民富则安乡重家,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,敬上畏罪则易治也。”(《治国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故善为政者,田畴垦而国邑实,朝廷闲而官府治,公法行而私曲(不公正)止。” “是故上必宽裕,而有解舍,下必听从,而不疾怨。上下和同,而有礼义,故处安而动威,战胜而守固,是以一战而正诸侯。”(《五辅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富上而足下,此圣王之至事也。”(《小问》)


                (二)发展农业


                重视农业。“一者本也。(第一是农事)”(《五行》)“务五谷,则食足;养桑麻、育六畜,则民富。”(《牧民》) “故上不好本事(农业),则末产(工商)不禁;末产不禁,则民缓于时事而轻地利。轻地利,而求田野之辟,仓廪之实,不可得也。”(《权修》)

                农业内涵。“山泽救(防)于火,草木殖成,国之富也。沟渎遂于隘,障(塘堰)水安其藏,国之富也。桑麻殖于野,五谷宜其地,国之富也。六畜育于家,瓜瓠荤菜百果备具,国之富也。工事无刻镂,女事无文章(过分华丽),国之富也。”(《立政》) 农业包括农、林、水、牧、副各个方面。

                发展农业的措施:

                开垦土地。“地者,万物之本原,诸生之根菀(苑)也。”(《水地》) “田垦则粟多,粟多则国富。”(《治国》)

                兴修水利。“水者,地之血气,如筋脉之通流者也。故曰水,具材也。”“万物莫不以生。”“水者何也?万物之本原也,诸生之宗室也。”(《水地》)  “修概(溉)水上以待乎天堇(馑)”(《五行》) “夫民之所生,衣与食也;食之所生,水与土也。”(《禁藏》)

                不违农时。“不知四时,乃失国之基。不知五谷之故(生长规律),国家乃路(露,败坏)。”(《四时》) “力地而动于时,则国必富矣。”(《小问》) “春赢育,夏养长,秋聚收,冬闭藏。”(《四时》) 春天,“治堤防,耕芸树艺,正津梁,修沟渎,甃(整修)屋行水。”(《四时》) “赎(消灭)蛰虫,茆菱(蔬菜)春辟勿时,苗足本。”(《五行》) 夏天,“除急漏田庐。”(《四时》) “令掘沟浍,津旧涂(途)。”(《五行》) 秋天,“慎旅农,趣聚收”“补缺塞坼。”(《四时》) 冬天,“毋发山川之藏”“禁迁徏,止流民。”(《四时》)


                (三)消费


                管子认识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,主张适度消费,在正常情况下节俭,在条件许可时侈靡。

                主张节用。“故明主有六务四禁。六务者何也?一曰节用。”(《七臣七主》) “舟车饰,台榭广,则赋敛厚矣;轻(轻易)用众,使民劳,则民力竭矣。赋敛厚,则下怨上矣;民力竭,则令不行矣。”(《权修》) “故立身于中,养有节;宫室足以避燥湿,食饮足以和血气,衣服足以适寒温,礼仪足以别贵贱,游虞足以发欢欣,棺椁足以朽骨,衣衾足以朽肉,坟墓足以道记(标记)。不作无补之功,不为无益之事。”(《禁藏》)

               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。“饮食者也,侈乐者也,民之所愿也。足其所欲,赡其所愿,则能用之耳。今使衣皮而冠角,食野草,饮野水,孰能用之?”(《侈靡》)

                有条件的侈靡。“兴时化若何?”“莫善于侈靡。”“故天子臧珠玉,诸侯臧金石,大夫畜狗马,百姓臧布帛。”“无事而总(积累财富),以待有事。”“积者立余日而侈,美车马而驰,多酒醴而靡,千岁毋出食(外出乞食),此谓本事。”(《侈靡》)

                消费刺激生产,增加就业。“富者靡之,贫者为之,此百姓之怠生(应为“怡生”,有生计)。百振而食。”(《侈靡》) “巨瘗堷(挖掘巨大坟墓),所以使贫民也;美垄墓,所以使文明(雕刻绘画工匠)也;巨棺椁,所以起木工也;多衣衾,所以起女工也。犹不尽(这还不够),故有次浮(棺椁外饰)也,有差樊(墓外樊篱),有瘗藏(陪藏金玉器)。作此相食,然后民相利,守战之备合矣。”(《侈靡》)

                知量知节。“故俭则伤事,侈则伤货。俭则金贱,金贱则事不成,故伤事。侈则金贵,金贵则货贱,故伤货。货尽然而知不足,是不知量也。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,是不知节也。不知量,不知节,不可谓之有道。”(《乘马》) 俭、侈都要有度;商品短缺与过剩都对生产不利。


                (四)民性求利


                “夫凡人之情,见利莫能勿就,见害莫能勿避。其商人通贾,倍道兼行,夜以续日,千里而不远者,利在前也。渔人之入海,海深万仞,就波逆流,乘危百里,宿夜不出者,利在水也。故利之所在,虽千仞之山,无所不上;深源之下,无所不入焉。故善者势利之在,而民自美安,不推而往,不引而来,不烦不扰,而民自富。如鸟之覆卵,无形无声,而唯见其成。”(《禁藏》)


                (五)市场与货币


                    “市者,货之准(水平)也。”“市者可以知治乱,可以知多寡,而不能为多寡。为之有道。”“黄金者,用之量也。辨于黄金之理,则知侈俭。知侈俭,则百用节矣。”(《乘马》)“黄金刀币,民之通施也。”(《国蓄》) “刀币者,沟渎也。”(《揆度》)


                (六)分配


                必须照顾各方面群众利益。“兼爱无遗,是谓君心。”“旦暮利之,众乃胜任。”(《版法》) “爱之,利之,益之,安之,四者道之出,帝王者用之,而天下治矣。”(《枢言》)

                贫富有度。“贫富有度”“贫富无度则失(失控)。”(《五辅》) “夫民富则不可禄使也,贫则不可以罚威也。法令之不行,万民之不治,贫富之不齐(均)也。”(《国蓄》)

                贫富对立的原因。一是已经形成富豪集团。“故迁封食邑,富商蓄贾,积余藏羡(多余),踌(积)蓄之家,此吾国之豪也。”(《轻重甲》) 战时,“君朝令而夕求具(交齐),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雠(抛弃),厌而去(低价抛卖)。贸人受而廪(囤积)之,然则国财之一分(一半)在贾人。”战争结束后,“贾人出其财物,国币之少分(一少半)廪于贾人。国之财尽在商人,而君无策焉。”(《揆度》) “岁有兇穰(丰歉),故谷有贵贱。”“然而人君不能治,故使蓄贾游市,乘民之不给(困难),百倍其本(牟取百倍厚利)。”(《国蓄》) 他们发国难财,乘人之危。二是存在弱势群体。老、幼、孤、寡、疾病者,特别是为国而死的遗孤、寡妇。三是民智不齐。“分地若一(一样),强者能守;分财若一,智者能收。智者有什倍人之功,愚者有不赓本(抵偿成本)之事。然而人君不能调,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。”(《国蓄》)

                解决贫富对立的必要性。“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(囤积),钧羡不足(调剂余缺),并分财利而调(调节)民事也,则君虽强本(农业)趣耕,而自为铸币而无已,乃今使民下相役耳,恶能以为治乎?”(《国蓄》) “夫富能夺,贫能予,乃可以为天下。”(《揆度》)

                解决贫富对立的措施。

                国家宏观调控。“利出于一孔者(经济权益由国家统一掌握),其国无敌。”“先王知其然,故塞民之养,隘其利途。故予之在君,夺之在君,贫之在君,富之在君。”(《国蓄》)

                国家控制资源。“桓公曰:‘然则吾何以为国?’管子对曰:‘唯官山海(专管山海资源)为可耳。’”管子论述了盐铁专营的具体办法。用这种理财之法,“则百倍归于上,人无以避此者。”(《海王》)

                给农民部分自然资源。“均地分力(给农民公平分配土地,讲明分成),使民知时(抓紧农时)也。”“是故夜寢蚤(早)起,父子兄弟,不忘其功,为而不倦。”(《乘马》) “山泽各以其时至(按时开放),则民不苟。陵陆、丘井、田畴均,则民不惑。无夺民时,则百姓富。牺牲不劳(不妄取祭祀用的牛马),则牛马育。”(《小匡》) 

                合理税赋。“相地而衰其政(按土地肥瘠征税),则民不移矣。”(《小匡》) “桓公践(即)位十九年,弛关市之征(放宽关市征税),五十而取一(税率为五十分之一)。赋禄以粟,案(按)田而税。二岁而税一(两年收税一次),上年什取三(上等年景收十分之三),中年什取二,下年什取一。岁饥不税,岁饥弛(缓解)而税。”(《大匡》)

                粮食准平政策。“齐西水潦(水灾)而民饥,齐东丰庸(丰收)而粟贱。”“今齐西之粟釜(一釜为六斗四升)百泉。”“齐东之粟釜十泉。”“请以令籍人三十泉,得以五谷菽粟决其籍(请下令向每一口人征税三十钱,并要用粮食完成)。若此,则齐西出三斗而决其籍,齐东出三釜而决其籍。然则釜十之粟皆实子仓廪(一釜仅卖十钱的齐东粮食进入国家粮仓),西之民饥者得食,寒者得衣;无本者予之陈(陈粮),无种者予之新。若此,则东西之相被(互相补助),远近之准平(调节)矣。”(轻重丁)

                适时调整粮价。管子总结出一套轻重论。即:“民有余则轻之”“民不足则重之”(《国蓄》);“物臧则重,发则轻”(《揆度》);“令疾则黄金重,令徐则黄金轻(《地数》)。管子以此理论调整粮价。“一岁耕,五岁食,粟贾五倍(一年耕种,够吃五年,就把粮价提高五倍),一岁耕,六岁食,粟贾六倍,二年耕而十一年食。”(《揆度》) “一谷不登,减一谷,谷之法什倍(一种粮食无收成,就少了一种粮食,粮价上涨十倍)。二谷不登,减二谷,谷之法再什倍。夷疏满之(提倡瓜菜补充民食),无食者予之陈(陈粮),无种者贷之新。故无什倍之贾,无倍称之民。”(《揆度》) “国有患忧,轻重五谷以调用。”(《揆度》)

                社会救济。“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(管理朝政才四十天就五次督行九种惠民政策)。”“一曰老老(敬老),二曰慈幼(爱幼),三曰恤孤(抚养孤儿),四曰养疾(收养残疾),五曰合独(媒合鳏寡),六曰问疾(慰问病人),七曰通穷(及时报告穷苦情况),八曰振困(赈灾济困),九曰接绝(祭祀英烈)。”(《入国》)


                (七)生态环境保护


                    生态环境的重要性。“以天为父,以地为母,以开乎万物,以总一统。”(《五行》) “人与天调,然后天地之美生。”(《五行》) “山不童(无草木)而用赡(够用),泽不弊而养足。”(《侈靡》) “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、菹泽、草莱,不可以立为天下王。”(《轻重甲》) “童山竭泽者,君智不足也。”(《国准》)

                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。“修火宪(制定防火法令),敬山泽林薮积草,夫财之所出,以时禁发焉(按时封禁和开发)。”(《立政》) “当春三月”“毋杀畜生,毋拊(击)卵,毋伐木,毋夭英(不伤害幼苗),毋拊竿(不损伤竹笋),所以息百长也。”(《禁藏》) “无杀麂夭(幼鹿),毋蹇(拔)华绝萼。”“毋杀飞鸟。”(《四时》) “春无杀伐,无割(开掘)大陵、倮(裸)大衍(沼泽)、伐大木、斩大山、行大火、诛大臣、收谷赋。夏无遏水达名川、塞大谷、动土功、射鸟兽。”(《七臣七主》) “苟山之见荣者(如果山上发现有矿),谨封而为禁。有动封山者,罪死而不赦。有犯令者,左足入,左足断;右足入,右足断。然则其与犯之远矣。”(《地数》) 为了落实这些措施,还设立了专门机构。“泽立三虞,山立三衡。”(《小匡》) “置水官,令习水者为吏。”(《度地》)

                建都选址。“凡立国都,非于大山之下,必于广川之上。高毋近旱,而水用足,下毋近水,而沟防省。”(《乘马》) “故圣人之处国者,必于不倾(稳固)之地,而择地形之肥饶者。乡山(依山),左右经水若泽。内为落渠之写(泻),因大川而注焉。乃以其天材、地之所生,利养其人,以育六畜。”(《度地》) 这是生态城市的理论源头。

                这些论述,表明了管子朴素的生态观和生态保护思想。

                以上,是管子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。其与亚当·斯密《国富论》有相同、相近、相似之处,而管子要比亚当·斯密早2000多年。


                二、法治思想


                管子的法治思想系统、卓越、具有创造性。是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重要手段。


                (一)以法治国


                管子是我国古代第一个明确提出以法治国的。“是故先王之治国也,不淫意于法之外,不为惠于法之内也。动无非法者,所以禁过而外(排除)私也。威不两错(措),政不二门,以法治国,则举错而已。”(《明法》) “圣君任(依靠)法而不任智。”“所谓仁义礼乐者,皆出于法。”(《任法》)


                (二)法的概念及地位


                “尺寸也、绳墨也、规矩也、衡石(容量单位,10斗为1石)也、斗斛也、角量也,谓之法。”(《七法》) 

                “法者,天下之仪(准则)也,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,百姓所县(系)命也。”“故主上视法严于亲戚,吏之举令敬于师长,民之承教重于神宝(祖先)。”(《禁藏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故法者,天下之至道也,圣君之实用也。”(《任法》) “法者,民之父母也。”(《法法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仪者,万物之程式(规程法式)也。法度者,万民之仪表也。”(《形势解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夫法者,所以兴功惧暴也;律者,所以定分止争也;令者,所以令人知事也。法律政令者,吏民规矩绳墨也。”(《七臣七主》)

                管子指出了法的概念、规范性、公开性、权威性。


                (三)立法


                立法的重要性。“凡国无法则众不知所为,无度则事无机(规则)。”(《版法解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故圣君矢(布陈)度量,置法仪,如天地之坚,如列星之固,如日月之明,如四时之信(准确),然故令往而民从之。”(《任法》)

                立法的主体。“夫生法者,君也,守法者,臣也,法于法者,民也。”(《任法》)“法令者,君臣之所共立也;权威者,人主之所独守也。”(《七臣七主》)

                立法的原则:

                第一,顺应天道,合乎四时。

                “宪律制度必法道。”(《法法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刑德者四时之合也。刑德合于时则生福,诡则生祸。”(《四时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法天合德,象地无亲(偏私)。”(《版法》) “法天地之位,象四时之行,以治天下。”(《版法解》)

                第二,顺乎民心,合乎人情。

                “政之所兴,在顺民心;政之所废,在逆民心。”“令顺民心,则威令行。”“不欺其民,则下亲其上。”(《牧民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夫民必得其所欲,然后听上。”(《五辅》)

                第三,立法统一、宽严适度。

                “简物、小大一道,杀僇(戮)禁诛谓之法。”(《心术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国法,法不一,则有国者不祥。”(《任法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刑罚不颇(偏),则下无怨心。”“威罚之制,无逾(超越)于民,则人归亲于上矣。”(《君臣上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致赏则匮,致罚则虐。(过多赏施可导致国虚,刑罚过重则导致暴虐。)财匮而令虐,所以失其民也。”(《君臣下》)

                第四,随时而变,因俗而动。

                “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,必先观国政,料事务,察民俗,本治乱之所生,知得失之所在,然后从事。故法可立而治可行。”“故其位齐(立法令)也,不慕古,不留(拘泥)今,与时变,与俗化。”(《正世》) 当然,法律要有稳定性。“上无固植,下有疑心。国无常经,民力不竭,数也。”(《法法》)


                    (四)执法


                令行禁止。“宪(法令)既布,有不行宪者,谓之不从令,罪死不赦。”“令则行,禁则止,宪之所及,俗之所被,如百体(四肢百骸)之从心,政之所期也。”(《立政》)

                严格执法。“凡君国之重器,莫重于令。”“故曰:亏令(损害法令)者死,益令(增添法令)者死,不行令者死,留(扣压)令者死,不从令者死。五者死而无赦,唯令是视(从)。”(《重令》)

                不避亲贵。“三曰罚避亲贵,不可使主兵(带兵)。”“罚不避亲贵,则威行于邻敌(邻国)。”(《立政》)

                贵贱皆从法。“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,此谓之大治。”(《任法》) “禁胜于身(禁律约束君主自身),则令行于民矣。”“故上之所好,民必甚焉。”(《法法》) 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,君主以身作则。

                宽严相济。“当春三月”“赦薄罪,出拘民,解仇雔(调解纠纷),所以建时功施生谷也。”“秋行五刑,诛大罪,所以禁淫邪,止盗贼。”“夫动静顺然后和也,不失其时然后富,不失其法然后治。”(《禁藏》)

                维护稳定。“夫盗贼不胜(镇压),邪乱不止,强劫弱,众暴寡,此天下之所忧,万民之所患也。忧患不除,则民不能安其居。民不安其居,则民望绝于上矣。夫利莫大于治,害莫大于乱。”(《正世》)


                (五)德刑相辅,礼法并重


                法治不是万能的。解决社会问题,必须同时重视德与礼。

                “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,杀戮不足以服其心。”“故知予之为取者,政之宝也。”(《牧民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通德者王。”“畜之以道,则民和(和睦),养之以德,则民合(团结),和合故能谐。”(《兵法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夫欲用天下之权者,必先布德诸候。”“夫先王取天下也,术术(兴盛)乎大德哉!”(《霸言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夫为人君者,荫德于人者也。”(《君臣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凡牧民者,必知其疾,而忧之以德(要用仁德关心他们),勿惧有罪(不要用刑罚恐吓),勿止以力(不要用强力禁止)。慎此四者,足以治民也。”(《小问》)

                德体现在:“厚其生”“输之以财”“遗之以利”“宽其政”“匡(帮助)其急”“振(赈)其穷”。“凡此六者,德之兴也。”(《五辅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国有四维(大纲)”“一曰礼,二曰义,三曰廉,四曰耻。”“四维张则君令行”“四维不张,国乃灭亡。”(《牧民》)

                礼包括八个方面:“礼有八经”“上下有义(礼仪),贵贱有分(本分),长幼有等,贫富有度(限度),凡此八者,礼之经也。”(《五辅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夫为国之本,得天之时而为经,得人之心而为纪。法令为维纲,吏为网罟,什伍以为行列,赏诛为文武。”(《禁藏》)

                “法出于礼,礼出于治。治、礼,道也。万物待治礼而后定。”(《枢言》)

                通过德与礼实施,减少刑罚。“故法立而不用,刑设而不行也。”(《禁藏》)

                这些观点、理念,是先秦法治思想的萌芽,对先秦法家商鞅、韩非及后世影响深远。对当代法制建设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当然,有的观点有历史局限性,有的理念带有理想主义色彩。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去看待。

                这篇札记,参阅了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,也有自己的观点。特点:只作粗略归纳,简短点评,必要的夹注与译文,不作考证与阐释;把社会救济、生态观纳入经济思想;管子消费观,既讲侈靡,又讲节用;管子既讲法治,又讲德治。如有不当或商榷之处,敬请读者指正。


                二0二0年三月九日于海口


                作者简介:郝洪涛,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,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,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委员。著有《文史散论》《法院工作散论》《域外散记》《甘南纪事》《陇南纪事》《甘肃历史人物》(主编)《调研与思考》等十余部。